既使门外没人守卫，也从不越雷池一步。她借了刚出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来读，坚持每天写一篇心得体会。她还将晾衣绳取下来跳绳，一次跳半个钟头。她的等待已经有了全新的内容，她坚信不久的将来，党需要她回到它的队伍里。
三个月后，老关又来到了她面前，她望着他，眼里充满希冀，他却半天一言不发，在她面色略显发白时，才突然说：“蔡如廉的证词和你的交待倒是挺吻合的！”
“事实如此，”她说，“可惜你们不相信。”
“他背叛过党，又当过国民党的县议长和县长，而且，他与你同居过，我们能相信吗？”老关的眼睛盯着她一字一顿地说，“何况，你对我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知情人。”
“谁？”她下意识地一愣。
“陶玉林，”老关将烟蒂一摔，“我们在劳改农场找到了他。”
“他对我，并不能说知情。”她坦然道。
老关说：“可他是听说你被湘中特委处决后，才杀了党代表周布尔，带领游击队员反水下山的。”
她说：“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，他的反水是他的本性所决定，与我并无必然关系，那是他自己的事，跟我的清白与否无关。”
“可是他的证词却对你有利呢，”老关又眯起了眼睛，“他说你在湘南时曾与一个叫沈冬的叛徒进行了坚决斗争，并且是他伺机放走了你。”
她说：“但是他的证词跟蔡如廉一样对我毫无用处，我也不希望由他们来证明我的无辜。”
“怪不得我们不信，对你有利的证词为何都出自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之口？把蔡如廉、陶玉林的证词与水上飙的揭发信摆在一起，我们当然更相信水上飙的。”老关在房里走来走去。
“但既使是老水的信，也只是要求党组织鉴别，没有肯定我就是叛徒和内奸；二十多年前他执行命令处决我时，就犹豫不决只击中了我的左肩，让我多活了二十多年！”她眼里闪出了泪光，“我如果真是坏人，就不会把老水的信转交地委了！”
“焉知你此举不是为了先发制人，以攻为守？”老关斜瞥着她，“如果不是心中有鬼，当年又为何改名易姓，远走湘南？”
“老关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不这样做，还有机会为党工作吗？”她直视着她。
老关目光在她脸上扫了几个来回，晃晃脑壳：“嗯，你这个案子，很特别，很有传奇性，越查越有意思了。总有个水落石出的，耐心等待吧。”
那就等吧，她有的是耐心。
又等了不知多久，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不是老关，这个人说：“于亚男，你的案子一年半载难得查清，呆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，上级指示，把你交给野鸭洲劳改农场代管，你收拾收拾东西吧。”东西几分钟就收拾好了，难以收拾的是她散乱的心情。她先是被押上车，到河边后又被押上船。她频频回首，不见老关的身影。不管有没有老关那句话，等待还得继续，她想。她坐在舱口，迎着河风与东方那轮喷薄欲出的红日拢了拢发丝，看着船首犁开幽黑的水波，向着烟波浩淼的洞庭湖驶去……
于亚男成了野鸭洲劳改农场不是犯人的犯人。说是犯人，她还没判刑；说不是犯人，她和犯人一样受管制，一样穿着袖子上镶有黄杠杠的囚服。她和犯人唯一的区别，是做较为轻松的养猪工作，外出打猪草没有管教人员监视。
野鸭洲如同一张巨大的筏子，浮在南洞庭湖的万顷碧波之上，春夏之际，芦苇葳葳蕤蕤地长起来了，给洲子嵌上一道深绿色的边。苇荡里野鸭出没，白鹭嬉戏，充满生机。打猪草时，她喜欢到洲子东端的港汊边去，打草之余，她到芦苇丛中去寻觅野鸭蛋，或者捞菱角，让自己的日子充满乐趣。劳累疲惫了，就坐在堤上，默默地欣赏风中摇曳的芦苇和水天一色的湖上风光，任心事苍苍茫茫铺排开去。秋天来临，湖水发黑，芦苇渐黄，荻花飞雪，大雁横空，她挑着猪草踽踽独行于大堤之上，想着各种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进行，她却置身在外，便有一种被遗弃的孤独，季节也就倍显萧瑟。只有到了冬天，湖风像一群尖牙利爪的野兽到处咬人时，她才不到湖边来，而是坐在猪圈的稻草堆里，守着那一群嗷嗷叫的猪。
她从不往洲子西端去，因为大部分囚徒常年四季在那边围湖造田。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囚徒，她要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。与她同寝室的另三个女囚，一个是妓院的鸨母，一个是与奸夫合谋杀害亲夫的淫妇，还有一个则是贪污抗美援朝捐款的女会计。她足有三个月没有和她们说一句话，后来也是没有必要绝不搭腔。她绝不能与她们同流合污。她们对她微笑，她从不给予回应。她时时处处注意保持自己高贵的人格，只要管教人员把她与她们混为一谈，她就要据理力争，严肃地指出她与她们本质上的不同：她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呐！起初，她提出要向农场党支部交纳党费时，管教干部也是大为惊诧疑惑不解的。她耐心地解释，说她的案子未清，没有处理结果，所以她还是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。其实她不仅还是党员，就是中共安华县委副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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